台湾移民历程中，因语言、省分的隔阂，加上水资源争夺，与清朝以汉制汉的政策，造成闽粤客间紧张关系与对峙不断，当朱一贵、林爽文、戴潮春等几次重大民乱发生，各族群间的关系往往因此一触即发，酿成许多大型械斗。这样的大环境，为康熙以来逐渐屈居下风的客家族群，带来更大的生存压力，除深化了今天人们解读历史的复杂与困难，分类械斗也成为北部客家人「遁入」山区的原因。黄荣洛在〈客家人的台湾史〉文中写道，雍正年间，客家人张达朝，早已入垦整个台中大平原的西北部，到乾隆五十年左右，张家所筑独雾拣圳的灌溉面积已有三千甲。根据《彰化县志》记载：「彰邑庠分闽、粤二籍，读书各操土音，各有师承。城市乡村，随处皆有家塾……，」黄荣洛认为，客家显然与闽南鼎足而立，其后嘉庆、道光初年还不断有客家人入垦，「至道光六年发生闽、客大械斗之后，入垦者明显减少了。」根据日人伊能嘉矩的记载，道光六年，就因某一粤客偷了闽人一只猪，闽、客间前嫌旧隙一并爆发，成为一场大械斗的导火线。「闽、粤交界处焚杀不知所止，员林一带粤人不得不避入大埔心庄与关帝庙街防御坚守。以致北及大甲溪北淡水厅下，南迄虎尾溪嘉义县界，亦为之动摇。」黄荣洛认为，这一场长达十几年的械斗，造成今天客家人往山区迁移。「台北县有一些地方的开发与客家人有关，不过后来因为械斗的关系，而往南迁移到桃园县或新竹县的很多，」《客家人寻根》一书也指出。
事实上，台湾早期械斗并非仅只闽、客之争。《台湾通史》指出，台湾开垦初期，开垦集团或以同旅，或以同乡相援引，如遇争地、争水纠纷，往往酿成集团间的砍杀，演成械斗。而械斗有不同地缘集团之斗，如闽粤之间和漳泉之间的械斗，也有宗姓之斗，甚至有职业团体之间的互斗，形式不一而足，统称为「分类械斗」。清康熙到同治年间，台湾大大小小分类械斗不下百馀次，同是客家族群，也曾为水源大打出手。
过去客观因素造成台湾史的研究过于粗糙，认为泉州人原来在大陆多居港口，因此到台湾也多落脚河口，漳州人多务农，因此迁居台湾内陆平原河谷从事农耕，客家人晚到台湾，因此只能定居浅山地区。这种依台湾开垦后族群分布的现况，加以合理化解释的说法显然过于简略。今天台湾史的研究日多，拨开云雾，客家族群在台湾开发史的情境令人欷嘘，但“中研院”民族所研究员庄英章也指出，不需为了凸显悲情，特别放大某一阶段的历史，因为不同阶段、情况呈现的历史面貌会有不同。以客家人向来自我标榜的硬颈、剽悍看来，支持客家争取历史「诠释权」的尹章义，针对客家人是否因为道光年间的械斗就退出西部平原、远走桃竹苗？他提出另一思考点。他指出，北部平原上的客家人是在乾隆四十八年后陆续离开，这一时段，正是茶叶与樟脑成为台湾产业的出口大宗，「由于樟脑与茶叶的新利源开发，许多客家人迁徙到丘陵浅山地区，这是茶叶产区与客家人分布区约略重叠的历史原因，」尹章义认为，台湾的「采茶歌」也多为客家歌谣，几乎没听过闽南人唱采茶歌的！「许多客家迁离平原，并非他们『打输』闽客，而是被新兴产业吸引离去。」今天由都会发展的角度往山区看，认为浅山「落后」，因此客家人一定是因为不得已原因迁离西部平原。从早期开发角度来看，却有不同的面貌，由于水源往往不在平地、而在中游，也是早期客家人选择山区的原因。师大地理系教授施添福曾提出客家人「深耕」浅山，因为他们在原乡就拥有开垦梯田的技术，很自然选择山区扎根。虽然由客家人一度开发北部平原的历史看来，此说不够严谨，却有不少客家人接受施添福的说法。
认识台湾对客家历史的不了解，其实只是过去台湾人对整个台湾史不了解的反应。“中研院”民族所所长徐正光表示，过去台湾史的研究多在「综述」，今天则需要更多地方、区域性的实地采访调查。近十年来，客家人从「还我母语」运动开始，不断要求「现身」，但现身之后更重要的，对自己文化的认知、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则要依赖更多有关客家的研究，增加对客家族群、与客家和其他族群互动历史的知识，才可能找到客家未来的新途径，」尹章义认为，而这是台湾土地上，不分哪一族群都需要努力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