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上海市政府主动放弃上海作为全国的文化中心之一地位的战略调整，上海的文化行业开始了大规模而又系统的所谓改革。但是，也就是这几年的改革，已经使得上海的文化行业在整体上呈现出了一种颓势，上海正在向着文化沙漠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上海文化行业的改革归纳起来，有三大误着。 　　
    第一步失着是从电视广播以及电影行业开始的。这步棋开始走的时间应该追朔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甚至更早。在那个时期上海电影电视以及广播行业开始了一项富有“富有远见”的造楼运动，在上海土地资源还没有受到普遍重视的时代里，上海几乎所有的电视和广播机构都在市中心地区或者新开发的地区造起了大楼，产业不可谓不小。据说，当时的电视行业是从2亿元起家，最终发展到50多亿固定资产。但是，不幸的是，这也几乎就是上海电影电视行业惟一可以拿出来炫耀的业绩。就电视行业来说，制播分离是这个行业最早实行的改革。但是，把原来隶属于电视台的影视制作部分出来成立了永乐集团及其下属的好几个制作社，在以后的岁月里彻底陷入了碌碌无为的年代，除了一部《儿女情长》还是通过完全不识货的出售台标也就是电视制作许可证并且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让人想得起来和可以称道的作品。在永乐集团成立的同时，完全是人为地希望制造一些竞争局面地又将原来隶属于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影视剧部改造成了上海电影界方面的以制作电视剧为主的影视集团。但可惜的是，预想当中的生动活泼的竞争局面并没有如约而至，出现的到是两家公司越来越没有作为。时至今日，几乎已经完全听不到他们的什么响声了。 　　
    最为悲惨的莫过于上海电影的衰落。在电影衰落的同时，上海的电视怎么样了呢？可以说更糟。上海电视行业在经历了分台制，也就是成立了上视、东视和有线之后，现在又因为受到全国电视行业整顿的影响，进入了一个频道制的阶段。　　
    在上海影视行业出现大面积衰败的时候，一家性质不明的企业集团出现了，这家企业叫文广集团。言下之意就是把从前的文化局和广播电影电视局合二为一。这家集团除了没有把电视行业搞好之外，又开始涉足表演、展览、体育比赛以及说不清楚的行业。在这当中，上海的文化不知不觉地演变成了一种请的文化。大家聚在一起彼此说说好话的文化。 　　 
    上海文化改革的第二步误着是上海的报业改革。上海老资格的报纸在全国比较有影响的是《文汇报》、《解放日报》和《新民晚报》。但是，这几家报纸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衰落。早在《文汇报》还在虎丘路建造上海第一座报社大楼的时候，《文汇报》就已经开始了衰退。那个时候，《文汇报》的最大发行量也就是20万份。之后，作为上海市委机关报的《解放日报》也相继在九江路建造了一幢据说是超标的报社大楼。但是，这也并没有改变这张报纸的颓势。她的发行量和影响度可以说是呈直线下降水平。而且，时隔几年之后，当时超标的那幢高楼，现在看起来，不仅不存在什么超标，而且，已经显得十分寒酸。在上海开始实行报社集团制之后，《文汇报》作为上海一张脸面性的知识分子报纸因为无法摆脱经济上的窘境，而被很巧妙地编排进了《新民晚报》的序列，美其名曰,文新报业集团。从名字上看，《文汇报》还排在《新民晚报》前面，而实际上，以《新民晚报》来负责养护《文汇报》使其不至于在改革中彻底垮台正所谓保留颜面是一个再明白不过的事情了。可是，这种拉郎配式的改革可能和很多因素有关，惟独无关的就是报纸。这可以说真是一件天下奇闻。在《文汇报》并入《新民晚报》之后，《文汇报》的发行量是不是有所增加，社会影响面是不是有所提高。　　
    在上海的报纸一家跟着一家衰落的同时，上海周遍地区的一些省市报纸却扶摇直上，南京和杭州的一些报纸都以自己的特色正日益地扩大着自己的读者群，他们顺应时代变化而产生的新的办报观念正在日益地形成一种全新的办报思想，他们的报纸理应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这一点，只要稍微调查一下上海名声在外的东方书报亭就可以得知。 　　
    在上海报业的集体衰落的时候，形势到也不是一团漆黑，像上海后起的几家报纸《新闻晨报》和另外一家别开生面的报纸《东方早报》却还是比较受读者关注的，他们的办报个性以及细致入微的办报技巧还是体现了上海报人的某些素质，因此，还是受到读者的欢迎的。可惜他们都是不大的报纸。 　　
    上海文化行业改革的第三步误着是出版行业。因为笔者本人正是出版行业的业内人士，所以对这个问题可以说更加清楚。上海目前的出版社据说有将近四五十家，但是，上海老资格的出版社也就是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属下的出版社总共有二十家，这些出版社都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按照业务分工分别形成的，比如人民、文艺、译文、古籍、科技、少儿、美术、教育等等。这些出版社的资格都是很老的，有的还是由1949年以前的私营出版社改换过来的。 　　
    上海的出版业在中国也是和电影一样是属于发祥地。现在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都是建国初期由上海搬去的北京的。远的不要去说了，就是拿1976年为例，那个时候，上海的出版在全国都还是非常领先的。可是，现在情况怎么样？和全国的许多新起的出版社比较起来，上海出版业在近二十多年里，走的是一条渐进式的死亡之路。 　　
    在上述所说的三个方面的误着的影响下，现在上海的文化出现了一些特点，那就是凡是好书、好歌、好戏、好片都不来上海了。这已经不是你一个文化单位是不是努力，一个文化单位的领导人是不是有头脑、一个业者是不是敬业的问题了，这已经成为一种颓势，无可挽回的颓势。上海如果想要这些东西，那就只有出钱请。好在上海现在还出得起这个钱，等到钱也出不起了，那等待上海的就只有看别人的了。这是十分悲哀和不幸的事情。　  上海文化改革之所以出现这样严重的失误，原因何在呢？　  首要其实也是惟一的原因在于上海在这场文化改革当中对自己的角色选位是，采取防守式的策略。谁都认为文化是很重要的，但是，正所谓，水可载舟也可覆舟。在今天这样一个改革的年代里，文化既有它可以建立功勋的一面，但是，文化同样存在着险峻的一面。任何文化的问题在一定条件下随时都可能转化为政治或者其他方面的问题。而上海在这样的态势面前，选择的是安全第一的原则。也就是说，不要去碰那些敏感的问题、说不清楚的问题、上面未作表态的问题。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上海的文化也就出现了软性的特点，搞点芭蕾比赛，搞点小提琴比赛，或者搞点时装模特比赛，结果怎么样，无关痛痒，也出不了什么问题。了不起就是花点钱，请几个外国人来走走看看。没有比这样的文化更安全的。 　　
    正是这样的思想成为了上海的文化立场。在这样的前提下，上海主动放弃了作为当代中国文化中心的地位。以上海在经济建设当中体现出来的聪敏才智，我根本不相信上海在文化改革方面的眼界和手段就是这样拙劣的。所以，我宁肯相信这是上海的故意不作为。 　　
    其实，从上海乃至整个中国的实情出发，像上海这样大的一个国际性的都市，如果在文化上采取放弃进取的姿态，那么要想在整个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以及上海人最看重的国际影响度方面要有什么真正的进取我想几乎也是不可能的。上海的今天正在朝着向一个经济巨人和文化低能的奇异方向在发展。而北京，作为一国之都，不仅要承载着巨大的政治中心的地位，还要扮演文化策源地的角色 。每一曲美妙的歌声都首先从北京响起；每一出精彩动人的戏剧都首先在北京的剧院里诞生，每一块银幕上都标着产自北京的字样，而大批的有才华有抱负的年轻人都涌向北京，甚至宁肯“漂”在北京，为的是，那里是实现他们献身文化发展的梦想的地方，而灯火辉煌如梦如痴的上海，则将在一片游人的赞赏声中，渐渐地失去它的活力，一块巨大的文化沙漠正无情地朝他们逼近。